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下，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残酷的封建剥削、阶级压迫和历代统治者的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帝国主义的蹂躏，使延吉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因而引发了广大农民多次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祥发源朝鲜族农民的斗争
祥发源位于延吉市西部原市建材厂址。1914年1月，在这里爆发了著名的朝鲜族农民斗争。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延吉各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朝鲜族人民更是苦难深重，受着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延吉广大朝鲜族农民只有“剃发易服”的才能入籍，授田为民，受到民族压迫。这种“剃发易服”的民族同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朝鲜族农民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宁肯丧失用自己的双手开垦的土地，沦为雇农或佃户，也不肯接受这种民族奇耻大辱。因此，只有少数人入籍。清政府官府为了便于统治,把大片荒地划给极少数有势力的汉、满族，使其成为“占山户”。这些“占山户”不仅占据广大荒原，而且乘丈量士地的机会，强占了朝鲜族农民开垦的大片熟地。被夺去土地的广大朝鲜族农民变成了“占山户”的佃农或雇农，受极其残酷的剥削。
1914年1月7日，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祥发源附近数百名朝鲜族农民，高举“举民登场”的大旗，包围了延边的最高机关——东南路观察署，强烈要求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和龙、龙井、汪清等地数百名朝鲜族农民代表也前来声援参加斗争。当局派遣军队逮捕了300多名群众。统治者的暴行，激怒了更多的朝鲜族农民群众，数以千计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包围观察署达六七天之久，提出惩办贪官污吏，释放被捕群众的严正立场。当时的道尹陶彬慑于群众的怒潮吓得不敢露面，最后不得不接受群众的要求，释放了被捕群众,并答应惩办贪官污吏的要求。
这次祥发源一带朝鲜族农民的斗争,对地主官府实行民族欺压和残酷的封建剥削统治，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二)“秋收”、“春荒”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满特委和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县委，发动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地方官僚的“秋收”斗争。成千上万的农民举行了示威游行，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秋收”斗争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满地区，斗争锋芒直指恶霸地主、汉奸和侵略者。在这一次“秋收”斗争中，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县委，领导基层党组织和共青团、儿童团、妇女会、农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广泛深入开展斗争，使参加斗争的人数达10余万人次。他们要求实行减息和废债，逮捕和处决一批亲日走狗， 要求释放被捕的革命同志。斗争持续了12天，迫使反动势力接受了减租的要求，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此后，日伪疯狂进行反扑，纠集大批军警，对农村实行疯狂的扫荡，许多革命者慘遭敌人的杀害。在白色恐怖下，人民群众深感革命武装的重要，在特委的领导下，到处袭击日伪军警夺取武装，建立和扩大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开始了武装抗日斗争。
1932年3月，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县委为解决农民的“粮荒”，组织了“春荒斗争委员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了夺取地主粮食的斗争。解决春季饥荒，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清算日帝走狗汉奸的“春荒”斗争。依兰沟、八道沟、老头沟、海兰江流域，永昌洞、大坎子、转角楼、大砬子、开山屯、月晴、平岗等地的数千名农民行动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夺粮分粮，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斗争。在“春荒”斗争高潮中，延吉县成立了反帝同盟，斗争很快波及到东满各地农村，参加斗争的人数达20余万人次。斗争的规模之大，来势之前所未有，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日伪统治势力。1932年4月，“春荒”在纵深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保护地主、资本家的残余势力，调进大批军队，开始了对东满广大农村的大“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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